按：全文共2万多字，《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十二期刊出。

1979年第一期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曾刊载了一篇后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先生的《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文中列举了美国俄亥俄州有600多个分馆和90多辆汽车图书馆，“平均2500人一个分馆”，作者同时提出，“但在我国，我认为却不能走由大型图书馆广泛建立分馆这条道路。”

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篇文章，我感觉它并非已故前辈的妄言或者缺少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之真实反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国力整体增强的支撑下，中国的图书馆界近年来成绩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众多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即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4年间，将深圳图书馆由一个新兴城市的小馆变成了“图书馆之城”宏大规划的龙头馆。 目前，深圳“图书馆之城”已拥有600多家图书馆和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很难想像的。

吴馆长是图书馆技术应用的有力推动者。无论是RFID还是自助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RFID在全国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自助图书馆却得到了业界同行的一些争议。作为自助图书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即使自助图书馆在深圳的使用情况甚好，吴馆长也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更不赞成在全国盲目地推广。

吴馆长认为深图较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深图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较弱有关。这位有着很高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和学者，将自己的人文情怀用在了服务上，除了以技术应用促服务，同时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理念，“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在开放的服务理念中，他也在思考诸多业内焦点事件后的“民粹主义”思潮。图书馆不能刻意去迎合普通大众，某些看似创新的服务实则为办馆方针的错位及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他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公共图书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开启民智的作用。在教育职能中，阅读推广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缺乏阅读意愿的人，训练不善于阅读的人，帮助有阅读困难的人，提供所有人阅读的便利。“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吴馆长热衷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多年来飞速的发展。他发起创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创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也符合他以“研究先行”为圭臬的一贯思路。

他同时认为我国理论的研究和事业的发展是西化的影响使然，不能忽视外来思想的作用。无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的更新，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杜克先生的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值吴馆长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求学，那一代大学生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竭力摆脱荒诞的宿命，不再如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用一己之力去抗争已知的悲剧命运。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他们对于中国图书馆的贡献担得起这个社会和时代给予的期冀和信任。

他因为身体原因，于2012年辞去了馆长一职，虽退离管理岗位，却也难做“无怀氏”和“葛天氏”之民，并不得闲。他还要接着完成手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履行几个职位的责任。心系图书馆是他不变的情怀。

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出版了80年历史上的最后一期纸本刊，用黑白色的曼哈顿大楼做封面，用“#lastprintissue”做封面主题词，这个有着微博时代特有意义的“#”昭示着她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心情，主编Tina Brown在12月23日将最后一期封面发在twitter上，用了“Bitter sweet! Wish us luck!”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粗看了一下Retweet人的评论留言，基本上用哀伤和祝福来表达他们的心情。虽然我不看《新闻周刊》，但是我能够理解这种心情。我现在每个月还要花200元左右买杂志，虽然看的时间越来越少，但是总割舍不下这种习惯。

不知道此次《新闻周刊》的转型结果会怎样，我觉得情形不容乐观，纸质版上百万的订户(它吸引了远比数字版多的广告客户)是否能够转到数字版，虽然价格便宜了很多。现在数字版月订阅价格为2.99美元（之前的定价为4.99，和纸质版一期的价格差不多），甚至比纸质版一期的价格还要便宜不少。

期刊的全面转型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表面上“Bitter sweet!”，实际上是苦中求乐。一位推友在评论封面上的“#lastprintissue”时说，因为有一个“#”，这就像用最后一口气指认出凶手为谁（”like using your final breath to ID the killer”）。

革 命者总是痛苦的，但也许那些还在看热闹的纸质媒体人在多年后拿出小手枪朝屏幕打出四个大字”悔不当初”。希望《新闻周刊》这样的先行者一路走好。

最后一期纸质版封三的数字版广告

死亡不可怕，就怕回忆那些韶华。

附我固定买的杂志：

1 Lens视觉（有全文APP，还在改版，但部分网站上有电子版，我最爱的中文杂志，因为它有不可替代性）
2 南都周刊（有全文APP）
3 华夏地理
4 孤独星球（有全文APP）
5 读书
6 万象
7 炎黄春秋
8 第一财经周刊（有全文APP）
9 看电影
10 看电影午夜场

还有不定期买的杂志若干以及iPad上的若干免费杂志

在南宁时，还去了一家名叫书巢的书店，与光线书店一样，这也是以咖啡等饮品为辅助的书吧。它位于航洋国际城北广场，在南宁属于非常繁华的商业区。走进去，却有着有周边喧闹气氛不一样的宁静感受。一排高达五米左右的大书架最有特点，售卖的书不少。

注：照片用X100拍摄

北京怀柔的交界河村，一个大多数人没有听说过的地方。如果我们从京承高速的15号出口来到怀柔，可以去很多好玩的地方，比如慕田峪长城；比如我常去的三岔村野长城，看过何伟写的《寻路中国》的朋友对此地不会陌生；比如去山吧吃虹鳟鱼。

如果想去山吧大快朵颐的话，那么顺着X004路就可以，吃完后，再往里走一段路就是神堂峪景区，游客大多就在此地停留了，周围大大小小的农家院和饭馆也就此告一个段落。还想向前看看的话，交界河村已经不远了。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篱苑图书馆，——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教授李晓东先生设计的一个公益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的特点不仅在于公益或者远在偏远的山区，而且还有它那独具匠心的建筑设计。

这个离北京城近百公里的图书馆更像是一个艺术作品，依山傍水，钢架结构，全玻璃外窗，建筑的四周以几万根的柴火棒环绕，既可以透光，也避免强光的暴晒。内部宽大的空间和错落有致的台阶设计更是让人赏心悦目。

我无法言说刚进入图书馆的感受，反正大家都拿起相机嘁里喀嚓地乱拍一气。感谢管理员张大姐，一直陪着我们两个小时。

关于篱苑图书馆，有几点说明：

1 目前归交界河村委会管理。
2 还未正式开馆，乐观的估计也要在五一以后。
3 目测大约四五千册藏书，主题多样，但基本上以文史哲为主，通俗读物不少。希望来参观的朋友带一些书补藏。
4 图书还未分类，如果暑期之前未有义工帮助，我希望能够为其做点工作。关于如何分类，也请朋友们给些指点（不要在中图法、杜威或者国际十进制分类法甚至裘开明的汉和分类法中较劲了）。
5 该馆还有一些待完善的地方，比如未通电通水。

篱苑图书馆的外景

侄儿兴奋地跳了起来

篱苑图书馆内景

篱苑图书馆一角

同行的许博士向管理员张大姐献计献策，两手都要抓，还要硬

许博士是研究阅读和出版的，但最让我佩服的是她当年是北大山鹰社的主将，攀过6000多米雪山的。

我看着侄儿长大，如果想找寻我当年的影纸，看看他就可以了。

红配绿

此君情报学专业毕业，现在是奸商，即使在书堆里，还是奸商的德行。

假装都是读书人

其实就是读书人

读书的收获不仅在于读什么书，还在于读书的环境和红袖添香的氛围。

来张勾魂的

一个好的图书馆设计一定要有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在这一点上，它做到了。

按：昨天（2012年3月22日）是中华书局百年诞辰日，想起自己对中华书局这个百年老店还有一些情分。2004年，我曾经和张洁老师合写了一篇《梁启超与中华书局》的文章（当年为了写这篇文章，看了几十本关于梁启超的书），发表在《光明日报》。重贴出本篇文章，向百岁的中华书局道一声：生日快乐！

梁启超与中华书局

近年来,众多近代文学研究者愈来愈着力于近代出版史研究,代表者如陈思和、陈平原等先生。这些学者对于出版史的研究是和近代知识分子研究或其他学术研究相结合的,目的在于通过出版史中透出的信息揭示近代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价值取向。近代出版界中,中华书局可谓翘楚,众多文坛名宿的鸿篇巨著由此流播社会、传于后世。在这些名宿中,有人更是选择中华书局作为自己泣血之作的终身托付之所,两者之间的信任和默契构筑了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有的、感人的风景。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在近代中国,以言论极大地影响全国,开辟舆论阵地者,首推梁启超。梁漱溟曾说梁启超一度将整个思想界造成了他的天下。梁启超一生致力于政治变革、思想启蒙及文化救国,投笔为枪是其最有力的武器,其著作可谓等身计。因此,对于这些凝聚他毕生心血的书稿,选择合意的出版局显得十分重要。中华书局作为近代中国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从成立之日起,便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梁启超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梁启超选择中华书局,主要源于对于中华书局所出图书质量的看重,他曾对中华书局所出《四部备要》赞赏有加,称为“旷古所无”。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华书局在作者群中信誉极好,恪守信用,从不拖欠,甚至可以提前借支稿酬。梁启超与中华书局渊源很深,除作者身份外,他是中华书局早期编辑所的成员之一,还曾于1916年当选为中华书局第六届董事。梁启超一生著述集粹于《饮冰室合集》,这部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图书和刊物就是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的。解放前,中华书局共出版过梁启超的集本三次。1916年9月,《饮冰室全集》第一次出版,全集侧重于政论、书牍类文字。梁启超于6月手定,共四十册。至11月再版。翌年,又出缩本《饮冰室全集》,分订四十八册;1926年12月,《饮冰室文集》乙丑（1925）重编本出版,聚珍仿宋版排印,线装八十册。分为五集,第一集为戊戌以前所作,第二集居东瀛时作,第三集归国后至欧战前作,第四集欧战和议以迄最近作,第五集为题跋诗词曲小说诗话等,内容较以往几家出版社出版的文集都丰富,但也还有些重要著作如《墨子学案》、《墨经校释》、《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等未曾收入;1929年梁启超去世后,由其家属和亲友委托林宰平重新编辑。1936年1月《饮冰室合集》开始出版,林宰平编。计文集十六册,四十五卷,专集二十四册,一百零三卷,共四十册,一百四十八卷,七百七十余万字,4月份出齐。此次不同于以前梁启超所著集本,大都只收录政论、散文,文集附有诗词、题跋、寿序、祭文、墓志等;专集附门人笔记若干种。比较系统全面地编订了梁启超一生的著述。正如《饮冰室合集·例言》所说 “借可窥见作者思想之发展及三十年来政局及学术界转变之迹”。是目前能见到的收录最丰富、质量最好的一部梁启超著作的结集。比1926年出版的《饮冰室文集》多出一百五十篇、专集六十三种。其后陆续发行单行本三十余种。1989年,中华书局根据这个版本影印,装帧成32开精装12册行世。

20年内连续三次整理出版《饮冰室集》已属少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编辑们的认真与细致,系统概括了梁启超一生的主要思想著作,这比之树碑立传更有价值,梁启超也因此传文于后世,中华书局可谓居功至伟。值得一提的是,1916年,为争夺《饮冰室全集》的出版权,中华书局曾与商务印书馆口角相争,足以见出中华书局对于梁启超这部著作的重视。此年六七月间,中华书局在报上刊登发售《饮冰室全集》的预约广告,在此同时,商务印书馆发售预约“梁任公先生编定《饮冰室从著》”48册的广告也刊载发布。为了表明自身对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拥有权,也为了暗示商务勿得搅局,中华书局采取了杀鸡儆猴的策略。当时适有普新书局刊行《梁任公文萃》一书,所收文章半辑自梁启超所办《大中华》杂志及《庸言》报。中华书局乃登报声明 对《庸言》及《大中华》拥有版权,将控告任何编选梁著的出版者。

商务印书馆并未为之所动,继续积极争取梁启超文集的出版权。他们得知,梁启超与中华书局就自办刊物《大中华》有契约,梁可以自己编纂文集,而梁启超因《庸言》报而借中华书局3000元,在还款之前,版权归中华书局所有。为了抢得出版权,商务印书馆多次上门与梁启超商谈,愿通过律师交涉,代偿梁启超向中华书局所借3000元以赎回《庸言》报权,或将《庸言》归于商务。中华书局当然不能坐视。1916年9月,书局负责人陆费逵为此特访张元济于商务印书馆,出示了《大中华》与《庸言》与梁启超所订的契约。陆费逵说“《大中华》文字,任公自刻文集,可以编入之说,契约上并未载明。当时系口头声说,王仰先含糊应允,将来总可商量,此时在法律上不能有效。为尊重彼此版权起见,最好彼此商托。商务必须采用《大中华》文字,须有相当办法。可作为中华特别允许。”而张元济则认为商务印书馆并没有侵犯中华书局版权的意思,梁启超自行编辑,与中华书局无关。当月24日,张元济紧急造访梁启超,梁启超出示了与中华书局所订的《饮冰室全集》合同,并称中华书局已经复信允许其自编文集及采用《大中华》文字。于是张元济请梁启超在中华契约上声明,系自行编纂,交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书局丝毫不得有所侵犯。梁启超同意照办。两人又谈到《庸言》报的事情,张元济认为如果赎回,商务印书馆愿为其交款。梁启超则认为不必,并称该报对于商务印书馆未必有用。最终的结果,中华书局的《饮冰室全集》和商务印书馆的《饮冰室从著》在9月同时出版。

除《饮冰室集》外,中华书局在其他方面也与梁启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华书局是梁启超自办刊物《大中华》的出版局,此外,中华书局发起的时局小丛书计划,也由梁启超主编。中华书局的启事里述其缘起说 现在时局变化不测,其影响于吾国者甚大,不惟政治财政与有关系,即实业及社会上种种事情亦无一不视时局为进退也。梁任公先生有见于此,特与同志分纂此书,冀令我国上下瞭然与世界事情各国状况,诚今日最要之书也。现已陆续脱稿,四个月内出全。（《中华书局启事》《大中华》第一卷第一期）。除了《大中华》,梁启超还参与了中华书局印行的《改造》月刊的创刊工作,旨在“群性与个性之交融,思想及经济社会之改造,并介绍世界有影响之学说,发扬我国固有之文明”,成为传播新文化主要刊物之一。在创刊第一号上,梁启超亲笔题写发刊词。

梁启超的影响之所以经久不衰,一方面来自“笔锋常带情感”、富有磁力的文章,另一方面则得力于中华书局这一出版媒介。学者和出版者的唇齿相依造就了利益双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联手促成了更多的流芳百世的佳句杰作,大大地推进了近代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这两天，在看一本《学术研究、写作与参考文献著录》（Academic Reasearch, Writing & Referenceing，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8），作者是英国人Mary Deane，译者多名。本书的封面有这么几行字，肯定是中国出版方加的：

避免陷入剽窃们的指南
赴英留学生工具书
学术研究报告、毕业论文撰写必读参考书

最近韩寒和方舟子之战基本上接近尾声了。我的观点是方舟子是在用非法的手段去做合法的事情，我不耻于这种行为。虽然这次韩方之战方舟子失分不少，但他在以前学术打假方面还是贡献多多。对于学术不端，有些人是故意，有些人可能是无意，所以这本《学术研究、写作与参考文献著录》还是值得编辑和学术研究者一读的。

我摘录了四种情形供大家参考：

剽窃行为的形式

引用没有标注内容来源的网站的问题

引用维基百科的问题

引述文献的问题

借花献佛，与君共勉。

我前几天在书社会做过一个调查：你偷过、窃过、撕过、剪过图书馆或者书店里的书吗？目前的结果如下：

参与的人没有我想象的多，Nalsi留言说看不太懂我的选项，但我还是要主观地认为很多人是有过此种行为的，因为我也是其中一份子。

读书的成绩不好，也许其中一个原因是我很喜欢看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小学和中学的时候，我经常看父亲的单位里的报纸，2X年前，北京发生了那个事件，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就发现《光明日报》（印象中是，也许有误）用了100天，为前一年的那部红透中国的专题片《河@殇》（CCTV播出）挑了100个错误，那针针见血的评论让我一时摸不着头脑，……，也许鲁迅说的“痛打落水狗”就是这个姿态吧。

这种情形给了我一个好奇，那就是我特别想看看《河@殇》的全部解说词，可是在那种情形下，是很难实现的。接着批判《河@殇》的专著陆陆续续出来了，几年后我有一次在山东的某小型图书馆就发现了这么一本，印象中还不薄。让我特别高兴的是，这本书竟然有《河@殇》的全部解说词作为附录，我现在觉得这就是标准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我当时的第一意识就是要将这本书占为己有，现在已经忘记了如何谋划这个计划及诸多计划的不可实现可能，最终的结果是我将解说词用小刀给切下，偷偷带出了图书馆。

这个不道德的战利品让我兴奋了一小阵子，虽然现在它已不知何处，但这段记忆却无法在我的脑海中抹去。也许是因为上帝希望我救赎自己，所以让我后来做了图书馆员。

顺便说一下，几年前，我逛北大周末书市的时候，忽然发现了一本《河@殇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9月），定价2.45元，我用了6元买下。

P.S.现在孔子的塑像出现在我爱北@京@敏@感@词，我忽然想起了这个专题片及关于它的图书在我身上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