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多难就是非典，高傲的北京人终于被迫低下了头颅，在外地的京牌车就像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人民忽然想到了卫生是多么的重要，洗手的话前戏至少也要半分钟以上，进行了按摩、推拿之后才能进入正题，分餐制就像很多研究者说提倡的夫妻分房睡一样科学。几年过去了，非典就像色情狂经历的一夜情一样，只要当时没得病，我们接着弄。

现在全国人民都在祝福和支援西部灾区，各种媒体将表象化的灾状赤裸地展示在世界人的面前，理应获得同情、赢得帮助。我们远离灾区的人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支援，绝大部分人都沉浸在无比的痛苦之中。可是，我们却对平时无时不刻地接触到大量的“灾民”表现出别样的态度，中国的大部分农民兄弟来到大城市打工，难道仅是为了支援城市建设，离开养育自己的亲生父母，离开能够相伴一生的伴侣，离开自己年幼的孩子（据调查，中国的农村留守儿童在2000万人以上），让我们很多城市人随意歧视、谩骂、唾弃和殴打吗？在一定程度上，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的来城市务工的大部分农民同胞都是灾民，不同的是，他们是温水里的鱼，而不是砧板上的鱼罢了。所以我们一直都是在一个多难的国家，只是这次地震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罢了。另外，中国由于地域广阔，多难在所难免，也没有见过几起因为灾难而雄起的案例。

此次“难”，的确考验了政府的能力，但也是政府的一个救命稻草，想象小布什在911前后的公众支持度对比就不难理解了。这次的政府反应，很多人都说正好是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我不以为然。当下，原本该公开的都公开了，以前不能公开的一样都没有公开。CCTV虽然破例进行紧急报道，但依然作假，依然和谐，依然烂情，依然CCTV。有人赞扬政府在此次灾难中的反应迅速，救助积极，是政府的一大突破，我更不以为然，这是你们太看不起我们的政府了，我们的政府从来都是这样，只是这次媒体扩大化了。

好了伤疤忘了疼，我是这样，这个国家也是这样，是我的悲哀，也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悲哀。

“多难兴邦”如同阿Q的一部分精神一样，YY而已。作为一个唯物主义主导的国家，“多难兴邦”一点都不唯物，就像长安街上新华门那个“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一样不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