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西班牙(二十五):午夜巴塞罗那

不可否认,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了Woody Allen导演的《午夜巴塞罗那》的影响去西班牙旅游的,这部电影对于西班牙,特别是巴塞罗那的旅游是起到了一定的宣传作用。它是巴塞罗那政府邀请导演拍摄的“给巴塞罗那的情书”,男女主人公现实中结成伉俪,这可是两位西班牙国宝级演员,Woody Allen功劳不小。

巴塞罗那的午夜不寂寞,送几张片子

这就是大导演Woody Allen在巴塞罗那和他的塑像合影,他现在正在巴黎拍摄新一部电影,大腕云集,包括总统夫人,但演员都自降身价,所以影片成本很低。摄于西班牙国家图书馆的展览厅图片展

兰布拉大街旁边的海港

海港旁海风轻拂面,心静如水

城内一角

巴塞罗那的标志之一圣家堂,大约还需要40年的时间建成。很难想象没有高迪建筑的巴塞罗那是什么样子

午夜的兰布拉大街人依然不少

西班牙同性恋合法

关于图书馆的清口味和重口味

也就是浪漫一点和恶心一点的。

先说浪漫一点,请移步找这里。某位精子说:“在图书馆的消防通道里比较适合”,国家图书馆的人就是专业。

说重口味之前,先转一个与重口味有关的段子:

@曲刚:一位留学生到一流豪华的北京国家图书馆看书,突然要解大手,飞跑入厕后却发现里面均没备卫生纸,急转遍几千平米后仍找不到替代物,急中生智跑到大门口抓了几张又厚又硬的办证单,那纸的确是太硬了,他再次急中生智将纸在水龙头下泡湿泡软,然后才对付如厕使用。因此豪华国图的办证单成了撒屁股纸。

如果喜欢重口味的,请点击全文链接,某党党员慎入。 继续阅读

图书馆馆配潜规则下的伪书:以丘东江先生难以一洗了之的难言之隐为例

今天看到新出版的《南方周末》有一篇“谁将‘垃圾’塞进了图书馆”。写的不错,有南周的本色。南周这两年踩钢丝的报道已经不算太多了,如果专盯文化领域就够了,而且也比较保险,因为在兲@朝的政治面前,文化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这篇报道的记者下了一些功夫,对馆配市场有不少了解,这里面提到了不少馆配的潜规则,但还有一些具体的但比较有代表性的并没有提到,今天我来补充一个,那就是伪书在馆配中的大行其道。

伪书是什么?说白了就是假书,除了是一部印刷品之外,全是假的。我中学的时候挺喜欢看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销量最好,于是就出现了全庸的小说,但这不是假书,虽然全庸的小说写得挺烂,但至少不是拷贝别人的。而伪书就不同了,里面的内容是已经公开发行的出版物,但作者、出版机构,甚至书名都换成了另外的名称,所谓挂羊头买狗肉。

这种情况多不多?不是主流,但也不少。这种书因为一切都是非法的,那它的销售渠道在哪里?主要在馆配。

这种馆配的伪书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定价较高。便于给采购人员XX。

2 采购的图书馆大多是小馆,别说北大、清华这样的图书馆了,就连211高校图书馆都很难见到这种伪书。

3 馆配方肯定知道这是伪书,采购方也大多知道。

4 做伪书的风险极小,他们一般不做畅销书,影响面较小。受损方举证困难,投诉无门。

今天我介绍一个案例。OCLC中国代表处的丘东江先生用了几年的时间,笼络了一批人,做了一本《新编图书馆学情报学辞典》,结果几年后,出现了一本名字一模一样的伪书,出版社是一个中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你也别指望作者的名字能够有多么真实。不出所料,这本书赫然出现在某些图书馆的OPAC中,如果连同那些没有OPAC的图书馆,还真不好估计这本书连盗版都不如的伪书销量。

一本专业书籍如果被盗版,在中国来说,作者应该是要暗自窃喜的。但如果被偷换成伪书,个中滋味就只有当事人知道了,不信你去问问老丘去。

以上就是真书和伪书的对照图,伪书的出版机构是科学技术出版社,一个中国没有存在的出版社,作者叫做张文军,这个名字挺有寓意,当前“军”的意思几乎和流氓等同,比如军车,比如军艺等。文军就是做有文化的流氓,我很欣赏伪书操盘手所起的作者名。

附上南方周末的原文报道,摘自:http://www.infzm.com/content/50128

谁将“垃圾”塞进了图书馆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朱又可 实习生 周菁 2010-09-16 09:00:16 来源:南方周末

国家规定, 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标准配备图书馆。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 事。”一个领导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甚至有些官员还因招投标掐起了架。
好书被挡在门外,“下三 烂”书登堂入室,权力和利益之手搅乱了图书馆,污染了书。
一劈两半的高价畸形书
9月初,宋一柯接到出版社通过物流公司运来的20大包样书,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写的一本书居然摇身一变成了薄薄的两本书,上下册。掂在手里,轻飘得 不真实。整个书也比正常的小一号。纸张粗劣,装订歪斜,简直像小学生练习册。
这是书吗?他笑了起来。再看定价,两册55元。他打电话问编辑,编辑说是北京面向市场的“编辑”,把它一劈两半。因为“劈”得太麻利,好似带着白生 生的茬子,下册连目录都没有,开门见山就是文章。
原稿不到20万字,却在版权页上标注“40万字”。宋一柯想,这不是睁眼说瞎话么?
两年前,交出书稿时,宋一柯对一本文学类的名家访谈书能否走市场一直怀疑。但编辑让他“放心”,说他们有办法。
这么完全离谱的定价,卖给谁?宋一柯觉得很奇怪。编辑说,不走“市场”,“5000套全下到图书馆了。”
那20包的500套书是给他顶稿费的。编辑让宋一柯把书再运给他,发到图书馆里给他“变现”。
宋一柯很愤怒,这“垃圾书”既不好意思送给他访问的作家留念,也无法赠给朋友风雅一番,再卖给图书馆,继续害人吗?
“垃圾书为何这么轻易流入图书馆?”宋一柯很好奇。
给宋一柯做书的“市场编辑”袁彪,凭灵敏的嗅觉,是2004年最早转向给图书馆供书的书商之一,行话叫做“馆配”。
馆配业务和上世纪末开始的全国“普九”、“双基”达标息息相关。据教育部规定,全国中小学都要按照生均15到40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不达标者, 一票否决。
于是,全国各省、市、县政府都设立了中小学馆配图书招投标中心,由政府掏钱替学校配备图书馆。
据统计,地方大学图书馆一年一般300万元的采购经费,到了“211工程”验收时,会增加到400万元。
从2004年开始,南方某中心城市的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采购权被收到市政府,由政府招投标中心负责,每年3000万元图书馆运转经费,用于图书采购的 大约1000万元。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授刘兹恒注意到,某所大学招标委员会是由图书馆馆长、财务处处长、审计部门主任、物资处负责人等组成,图书馆采购人员只占了五分 之一,“领导们”不熟悉图书馆资源,往往会把价格摆在第一位。
为了抢这个大蛋糕,全国581家出版社有250家左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袁彪负责的这家外省出版社的驻京办,每年能出700本书,全都投到了火热的 馆配市场。

伸进小书里的权力大手
小书大乾坤。
利益争夺之下,不少地方,校长和老师的“选书权”被收归教育局,甚至有些教育局都没权选书,让转战南北投标的袁彪惊叹的是,“有些县居然是‘一二三 把手’在管进书那点小事。”
每次招投标回来,袁彪都能带回许多“秘闻”。
有一个主管购书的县教育局副局长出差了,另一个副局长就趁机把“事”给办了。“事”还没完,那个副局长回来了,说,不行,这事是归我管的,得重新招 标,结果,他给了另一人,两个副局长从此结仇。
有的地方县招投标中心主任和教育局长互“掐”起来,教育局长不愿拿去招投标,说十几万不是大数,又不是财政局的钱,招投标中心主任说,那也是公款。
袁彪有一次在一个县中标了,但最后退出来了。他给的价格是10万元,县教育局长当场就不高兴,“别人最低报价都15万,你怎么才10万元,是不是盗 版书?”
他找到县财政局副局长兼招投标中心主任,主任给教育局长打电话,招投标的结果是合法的,必须执行。后来,袁彪给教育局长打过几次电话,局长说,“我 就不信查不出你的毛病。”袁彪也心虚,不敢保证没一点问题。他估计局长收了别人至少5万元回扣,他不敢多纠缠,交的1万元投标押金也没拿回来。
袁彪盘算着去“不规范”的地方投标有风险,“答应事成之后给局长10万元,后来没中标,但请吃喝的钱花出去了,没法收回。”
也有投标商和招标单位打起来的,因为书款半年没有结,供货商资金周转不灵,急了眼。
袁彪总在预测哪里可能会有馆配招标,提前做足功课,等招标公告在网站公布就晚了。
人口或经济大县一次招标图书五六百万元,贫困县则只有几十万元。河北省教育厅连续几年每年都有标的1.5亿元左右的图书招标,全国各地的投标商云 集。
各地都在走“程序”,但“潜规则”暗涌。他听到一个常务副省长给一个县委书记打招呼,让他把某某的书关照一下,他很佩服同行的“运作”能量。
2007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普九”结束,除个别省区允许延迟到2010年。有的出版社感叹“没戏了”。袁彪很快发现又和其他政府采购项目接上了。
国家十一五期间,要建设20万个“农家书屋”,目前大约已有10万个。农民也不是全看种菜、养牛的书,还要开阔眼界,在甘肃农村,20年前十几卷本 的昆德拉,变成了三本乡村版“压缩包”。除此,还有“工人书屋”、“警察书屋”涌现。
一些官员趁机“权力寻租”。比如农家书屋工程全国有个推荐书目,要求各省地方书目不得超过30%,但地方保护主义力求拓展地盘,一些地方领导挂名 “主编”,有的出版社农家书屋的书一印1万本,利益所得与“领导”分成。
因为在招投标中地方政府把折扣压得很低,一般为五折,甚至低于四折,馆配商为了挤出利润空间,向出版社压折扣,好书成本高,折扣低了会亏钱,出版社 纷纷把滞销、压库的书提供给馆配商。“农村、中西部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屋,拉动了各个出版社库存,”袁彪说,“全国各地同时‘普九’、‘双基’达标,成 了书商们欢腾的节日。”
宋一柯一想到自己那两本“超薄书”将成为中小学图书馆书架上的摆设时,就有一种羞愧感,他甚至不希望老师和孩子们读到它。
袁彪很清楚,招标时折扣压那么低,书就只好弄成了“残废”。比如一个学校25万元要按照教育督导达标配备5万册,一本书平均5元钱。有些馆配还要送 书架、桌椅。他算过宋一柯那套书的账,定价55元,就算一折批发,也都有赚头。高定价,低成本,小开本,最便宜的纸张,主要是印工上地区差别大,一本书在 上海印和在河北、甘肃印大不同。
有的书招标方订购了,但馆配商跟出版社谈不下来折扣,就干脆自己盗版印了,不要书号,反正不上市场销售。
建筑造价低于底线会有豆腐渣工程,图书折扣太低催生了“垃圾书”。

被利益污染的“下三烂”
袁彪告诉宋一柯,他的名人访谈录那套书,在书目的“打钩”中,就显示出优势。
教育部给中小学图书馆配推荐书目,由专家评选,后来变成创收项目,交钱都能上,按印张收费,几百上千元不等。有的出版社有好书不报,却把压库的书报 上。
因为图书馆选书“模糊”又“间接”,看书目选书者只能望文生义,两本书55元,一本书不到28元,看起来不算太贵。教育局的“专家”,拿着“扫描 棒”,“吱”一声扫描进去了。在书单上打钩,看起来是《基督山伯爵》、《红楼梦》等经典,书到了一看,全是“残废”的小册子。
因为“普九”达标,关键是看藏书的册数,上下册就算两本,学校也高兴。极少数贫困地方的学校为应付验收,动员老师和学生把家里的书拿到图书馆临时充 数。
“名著”的节选本、改编本,也都被“稀释”得面目全非了,只有薄薄的几页,几万字,改编的语言蹩脚,味同嚼蜡。
一位北方某市教育局副局长,这些年经常到中小学进行“双基”检查督导和验收,发现图书馆里的书都是这种“下三烂”,数量达标了,没质量保障。
安徽一个农村中学花了二十多万装备起来了“达标”的图书,两年没一个老师和学生借过一次书。中小学图书馆成了“摆设”,为了应付验收对册数的要求, 于是一夜之间填了好多书,拿书单目录抄些书名充数救急。
袁彪曾一度也想做大学图书馆的馆配,但有教育部下属的图书装备公司已经做得很成熟了,一般公司很难进去。
前几年,一个大学图书馆馆长“案发”,查到北京一个很大的图书公司的老板贿赂了他5万元,最后老板被判刑一年,公司差点一蹶不振。业内人说,“不能 直接送钱,给图书馆的采购员报销差旅费这招比较保险。”有的馆长暗示你要有“觉悟”,你没“觉悟”,他会挑剔,结账时说书的标签有问题。
主管这事的教育官员们这些年国内都旅游遍了,新马泰也腻味了,现在直接去欧洲,甚至有些官员的子女国外读书,也有人给他们出学费。
政府采购阻断了图书馆原来自发采购的经济腐败,但腐败转移到馆配商。
从出版社到中间批销商到图书馆,层层利益渗透。民营书商控制了二级大学,各地的技术学院、师专扩招,学生多了,图书配备的门槛越来越低,彼此形成利 益共同体。
令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副社长赵武平郁闷的是,全国有35万家图书馆,他们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过去进图书馆5000册没问题,现在进不了100本,甚 至干脆一本也不进,都是‘馆配招投标’闹的”。外国文学书版税、翻译费再加上纸张和装帧讲究些,成本高,“进了会赔钱”。
最先死亡的是各地古籍出版社,接着是文艺出版社,现在名家名作销售不到5000册,两年方能回款,等于亏损了。很多文艺出版社无奈向“青少年类”和 “养生类”转型。教科书减少了鲁迅,他们就做鲁迅箴言中学生版,中小学晨读本、晚读本,经典书插图本、连环画本、新概念连环画本,零售和馆配都命中率高。
劣币驱逐良币。好书被挡在图书馆外,而大量垃圾书却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
直到现在,宋一柯心里有一种“共犯”的内疚,尽管没得一分钱。他坚持让收废纸的直接把“垃圾书”拉走了,他希望它们灰飞烟灭,别再拿纳税人的钱打水 漂儿。
(文中袁彪、宋一柯为化名)

行走西班牙(二十四):Tee

去塞维利亚的时候,发现一个商店卖Tee,我一般见到有特点的Tee都会买一件,这次也是这样。

我所说的有特点就是有新意,与众不同。这主要表现在三俗上,如果能够把三俗提到创意产业中来,西班牙可是一个代表,要知道这个国家就是一个充满激情和不羁的。Tee文化就是一个创意产业的代表,国内的主流Tee大多没有什么新意,Taobao上有些商铺自制的有些很有特点,有些甚至有特点到被河蟹。

以下是塞维利亚的一个小店所卖的Tees:

我买的就是上面这一件

我当时去西班牙的时候也穿了一件有特点的Tee,在苏州买的

公园里的众生相

上周末在自家旁边的小花园拍的,好久没有离开海淀区出去玩了,这个小花园也别有情趣。我看图说话,图有其表吧。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一无所有,除了空气、水和爱

童年的美好在于不用有任何负担,它是可以那么肆意地张扬

年轻是读书的黄金时期,错过了很难补救。这个MM正在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它曾经让我着迷过。

公园里很少有读书的,如同这个世界一样,读书是奢侈的。

中老年人的锻炼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还是为了心灵的放松?

老人可以坐在椅子上闲聊,我们从小必须撅着屁股奋斗

无论是嗷嗷待哺的婴儿还是夕阳无限好的老年人,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花样的年华,为我们每段精彩而又无奈的人生喝彩吧!

国家图书馆的老照片(10P)

今天(2010年9月9日)是中国国家图书馆101周年的纪念日,去年,百年的纪念轰轰烈烈。作为一个逃兵,我于馆庆的时候偷偷潜入内部,放入我的时光纪念册。

新馆一期的夜景

新馆二期的夜景

馆庆之时,老馆长任继愈已经去世,退休员工索奎桓的一幅纪念任先生的书画作品。老索是我在国图岁月中经历过唯一一位很多来自不同部门的年轻人为其进行退休联欢送别的人,从这幅画来看,真是一位德才兼备的人。

国家图书馆当时做了几个展览,这个展览最不起眼,因为它在一期和二期的地下走廊里,但最让喜欢的就是这个展览:国图老照片展览。以下六幅是其中的节选:

这是现在国图的老馆,位于文津街七号,摄于60年代。1987年之前,这里是北京图书馆的大本营。

文#革时期,有专门的毛泽东著作阅览室,现在的中图法依然是以马恩列斯毛打头分类,窃以为这就是文#革的流毒之一。

当年北图员工也难逃历史的宿命,在咸宁干校。套用杨绛先生的话,心里不纯洁,正好跳下桥“洗澡”。

1987年,位于白石桥的新馆开馆时,读者办理借阅证的照片,那时的人们和现在不一样,不仅是穿着上。

最后一张是1946-47年北图西采组整理图书的照片,连搬书都这么帅,不是摆拍就是骨子里的爱书人。

现在的国图硬件设备已经赶美超英,不可同日而语了。推荐二期的品诺咖啡厅,价格实惠、环境优美、顾客不多,实在是一个读书、休闲的好地方。

国图内部的很多照片我就不贴了,部分请见这里

得见德健了!

前两天看《财经》杂志的《LENS.视觉》别刊,里面有一篇采访文章很棒,推荐阅读。

文章名为《乡关何处侯@德健》,这个德健是一个八十年代影响大陆音乐的人,一个曾经是敏感词的人。网上有采访的文字稿,但刊物里面有很多老照片,其中一张还是他和程琳的合影。摘一部分访谈内容,全文这里有:

《LENS.视觉》:1990年出去后,第一次回大陆是什么时候?
侯:2006年9月第一次回来。(当年)根本不想出去嘛,出去就想回来。2003年就想试着申请回来,但是还不到时候。后两年都试过,2006年 才正式批准。

《LENS.视觉》:华语流行歌曲的发展脉络其实很清晰,哪怕今天的周杰伦,我们往上推,都能推到民歌时代去。
侯: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我认识吴宗宪的时候,他才17岁。我到台南去演出,他到后台来找我,拿了一个小本本,里面全是他写的歌。我当时一看说, “写的很好啊!”后来他还跟我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联系。你要说脉络的话,可以从那个时候算起,吴宗宪是发现周杰伦的人。

《LENS.视觉》:你觉得真实的大陆跟你的想像有什么不同?
侯:我根本没有想像,因为我完全没有来过,也不知道。我对大陆惟一的印象是,日本人拍了一套大陆的风光照片,在台湾印成了八大本,蒋介石为了安抚 老兵的思乡情绪出版的,叫做《锦绣河山全图八册》,卖得奇贵。我买了一套给我外公,我外公就带着我一页一页看,很多地方他都去过。但是那本书里只要有人, 就会被涂黑。我其实对那些风景的兴趣是次要的,我的兴趣是被涂黑那部分。大陆的人是什么样子,我想知道。

《LENS.视觉》:有关方面安排你去了很多地方。
侯:那是叶帅交待的吧。那时叶帅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讲了一大串地名,意思是让我到每个地方都去看看。问他我去的话是什么规格?叶帅就说,“那就 最高规格嘛。”结果糟糕了,我到了新疆,一共两部红旗车,一部坏了,一部我坐,书记都没得坐。我一小屁孩儿都不敢从红旗车里钻出来。

《LENS.视觉》:你第一次回大陆待了七年,1983年到1990年。
侯:整整七年,我是1983年6月3日或4日到的,一天都不差。

《LENS.视觉》:你对这七年的生活总体评价如何?好像有一些不愉快。
侯:大陆就是一块大海绵,你用多大的力气去推它,都没反应。当时我跟我的长辈反映的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都很难。其实我比一般人做事方便太多了。

《LENS.视觉》:后来离开北京,去广州待了几年?
侯:因为实在是受不了。邓大姐(注:邓颖超)跟我讲过一句话,“小侯,我们这里很不方便,条件很不好,这不是你一个人,连我也一样。我想要个煤气罐,也得要走后 门。”那个时候我搬新家,没有煤气罐。正好记者采访我,我说没有煤气罐怎么办啊。第二天张百发自己提着煤气罐到我家来说,“我的小祖宗,这种事情以后跟我 说就行了,不就一个煤气罐嘛!”百发这个人特别棒,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半开玩笑的性质了啊。我觉得最不舒服的,比如我坚持不去领我的工资,我说我没有为你 工作,我不应该领你的工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如果当初我不是二十几岁,而是四十几岁,就不会有这个情况了。
《LENS.视觉》:你当时来大陆一点没有政治上的考量?
侯:我基本上就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人。

《LENS.视觉》:你跟这边的体制磨合得也不是很顺畅。
侯:很难,天生就属于磨合不良的,这就是年轻人的意义。年轻人如果跟这个社会、跟老的天生下来就磨合得很好的话,那就出问题了,但这并不代表说年 轻人就是对的。

《LENS.视觉》:你和程琳当时合作最多,现在回想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美好值得回忆的东西?
侯:有一个事促成她跟我的关系。1983年年底有一天我俩去演出,是邓大姐要我们去演的。去了之后,舞台总监就跑过来跟我讲,“侯先生不好意思, 你今天一个人演吧,小程琳不能上台。”我问为什么,他说她是靡靡之音,我说什么叫靡靡之音,他说就是港台歌曲吧,我说我也是台湾歌曲,他说你不同。我就生 气了,跟小程琳讲,“把二胡收起来!我们不唱了!”就走了。邓大姐一直坐那儿看着节目表说,“小侯和丫头呢?小侯怎么没唱歌啊?”胡耀邦后来派了《人民日 报》写大参考的记者来了解情况。再过了几天,我和程琳在人民大会堂演出了。这个事情成了我和小程琳命运上的一个撮合。后来在大陆我就没做过程琳以外的歌 手。

《LENS.视觉》:你从什么时候重新开始写歌了?
侯:2006年,通知我可以进大陆了,一天中午,我在香港酒店楼下的咖啡厅喝茶看书,通知我可以去拿签证了,那歌突然来了。我本想说吃完晚饭再 写,但是非写不可,我就管服务员借了餐巾纸,我自己带了笔,当时就把它写下来了。

《LENS.视觉》:所以你会说“给我一口气,我拼命往前走;给我一个理想,我猛追求”。
侯:那是30岁,还牛×呢。

《LENS.视觉》:现在呢?
侯:现在不牛了,不背着手撒尿了,都服了。我们不可能制造一个姚明或者刘翔,我们只能为姚明或者刘翔提供一个球场或者一条赛道,这是我们惟一能做 的事情。

国际图联发布2010年度世界报告,全图书馆员应该联合起来了

我的2010年中国图书馆预测又一个应验,当时我写的是“国际图联某专业委员会吃饱了撑的,再一次抨击中国的网络封#锁及信息不自由。”。

国际图联刚刚发布关于信息获取自@由、言论自@由(在中国可以称为目田)的2010年度世界报告,我特意看了一下关于中国的部分,有一些旗帜鲜明地反对河@蟹的论调,请相关机构进行强烈谴责,我们也深切关注。

我简单翻译一下:

问:在过去两年,是否有信息获取自@由、言论自@由的负面事例?
答:没有

IFLA开始为这个回答进行草#泥马似的分析,我就不翻译了,全文如下:

Violations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at adversely affect freedom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No

The respondent indicated that no incidents have occurred in China in the past two years that adversely affected freedom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dependent third-party sources, however, cited numerous incidents violating freedom of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China was ranked 168th out of 175 countries in the 2009 Press Freedom Index o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ttp://www.rsf.org/en-classement1001-2009.html) – a situation described as “very serious”. The country is also listed as an “Internet enemy” by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http://www.rsf.org/en-ennemi36677-China.html), who describe Internet censorship in China as the “Electronic Great Wall”. It consists of a highly technical and specialised system which, in actual fact, creates an “Intranet” of the controlled and censored Chinese versions of websites (http://www.rsf.org/en-ennemi36677-China.html).

There are also numerous incidents of the ill treatment, harassment, assault and imprisonment of journalists and other individuals for their (peaceful) expression of opinions different from those prescribed by authorities.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se incidents, see reports by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http://www.ifex.org/china/), the 2009 Report of Amnesty International (http://www.amnesty.org/en/region/china/report-2009) and the 2009 Report of Human Rights Watch (http://www.hrw.org/en/node/79301). These sources also report on various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that have taken place in China due to an intolerance of any views opposing those of the government, and of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