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近看陈远写的《消逝的燕京》，里面谈到司徒雷登的助手傅泾波说，司徒雷登最大的心愿就是“把燕京大学办成一所中国化的大学，一所生根于中国、为中国服务、有中国人管理和支持的大学，而不是沿袭传统教会大学的模式”。《别了，司徒雷登》，别了，中国的教育。
红学家周汝昌讲了两个当年他在燕京大学上学的两个老师的例子：
当时我们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老师谢狄克，在日本人封锁燕园的那天，他最后的那一课没能讲完，后来他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做教授。燕大复校以后，他从美国回来，说：我还要讲一课莎士比亚。
我把写完的作业折叠好，交给包贵思老师。有一天包贵思上课，临下课的时候，包贵思叫住我：“周汝昌，你周三到我家来吃顿饭。”到了我如约赶到那天，我一进门，还没有落座，包贵思把我那份卷子拿出来给我看，上面写的是英文的评语：这份卷子所评的值不是一个分数，而是教员的一鞠躬。我感到诚惶诚恐：“我哪里敢当？”包贵思说：“不，你这个paper当得起我的话。”
2 看《第一财经周刊》采访导演高群书，他说“老六卖《读库》时搭着卖一本《传家》，年底可能能卖到4800万码洋。我惊了，这种成功让人舒服。”我也是码洋的贡献者之一。
3 最近买了一些DVD，主要是想买娄烨的《花》和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搭着买了一些台湾老电影的修复版。看完《花》，不得不想人是由爱而性还是由性而爱，继而爱、性与婚姻是一个哪门子的关系。看过这么一个说法，也许能够解释：爱情实际上是一种习惯，在性欲得到回报的过程中从性欲转化而来。“花”是这样吗？很多人会说这个“花”真贱，我想这里面男人可能占绝大多数吧。曾经救过佛洛伊德的玛丽 波拿巴就自己的性冷淡向弗洛伊德咨询，后者发出了著名的感叹：我研究女性心理30年，到现在也不知道，女人到底最想要什么。
孟京辉和廖一梅的《恋爱的犀牛》中明明的一句台词可能能够解释“花”的贱：“我偏不，我偏不听你的话，我偏要理他，只要他还能让我爱他，只要他不离开我，只要我还能忍受，他爱怎么折磨我就怎么折磨我，他可以欺骗我，可以贬低我，可以侮辱我，可以把我吊在空中，可以让我俯首贴耳，可以让我四肢着地，只要他有本事让我爱他”。
顺便说一下，带三个表在微博里说：
话剧《恋爱的犀牛》上演了一千场，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小记录。编剧廖一梅说，当初是因为她写给田壮壮的电影剧本被电影局枪毙了，失望之余随便写了《恋爱的犀牛》。这是我听到的自从中国电影有了审查制度以来唯一一件是因为这个操蛋制度带来的好事。
《春娇与志明》的DVD绝对值得一看，因为有一个小时的删减片段，感觉像又看了一遍电影。有些遗憾的是，评论音轨没有字幕，听他们在里面乐呵呵的聊天，真是捉急。
4 奥运会结束了，我竟然一分钟都没有看过，包括网上的视频。准备下载bbc的720p的开闭幕式看看。这个暑假很充实，充实地推掉了五个可能的外地出差，竟然没有出过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