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手记

按:全文共2万多字,《数字图书馆论坛》2013年第十二期刊出。

1979年第一期的《图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的前身),曾刊载了一篇后任文化部图书馆司司长杜克先生的《我国图书馆网建设初探》。文中列举了美国俄亥俄州有600多个分馆和90多辆汽车图书馆,“平均2500人一个分馆”,作者同时提出,“但在我国,我认为却不能走由大型图书馆广泛建立分馆这条道路。”

时隔三十多年,再看这篇文章,我感觉它并非已故前辈的妄言或者缺少高瞻远瞩的视野,而是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之真实反映。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在我国国力整体增强的支撑下,中国的图书馆界近年来成绩斐然。成绩的背后,是众多图书馆人的不懈努力。

深圳图书馆原馆长吴晞先生即为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位。他在任深圳图书馆馆长14年间,将深圳图书馆由一个新兴城市的小馆变成了“图书馆之城”宏大规划的龙头馆。 目前,深圳“图书馆之城”已拥有600多家图书馆和200台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这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很难想像的。

吴馆长是图书馆技术应用的有力推动者。无论是RFID还是自助图书馆,深圳图书馆都走在全国的前列。RFID在全国应用越来越广泛的同时,自助图书馆却得到了业界同行的一些争议。作为自助图书馆项目的第一负责人和专利发明人,即使自助图书馆在深圳的使用情况甚好,吴馆长也仍能理解这些不同的观点,更不赞成在全国盲目地推广。

吴馆长认为深图较多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与深图的文化和历史积淀较弱有关。这位有着很高人文素养的管理者和学者,将自己的人文情怀用在了服务上,除了以技术应用促服务,同时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开放、平等、免费”的理念,“服务立馆,技术强馆”。

在开放的服务理念中,他也在思考诸多业内焦点事件后的“民粹主义”思潮。图书馆不能刻意去迎合普通大众,某些看似创新的服务实则为办馆方针的错位及对文明遗产和知识传承的漠视和无知。

他特别强调不能忽视图书馆的教育职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共图书馆宣言》中指出:“公共图书馆为个人和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文化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他认为我们还没有完全发挥出开启民智的作用。在教育职能中,阅读推广是重中之重。

作为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主任,他认为图书馆是社会阅读的主体,阅读推广工作要引导缺乏阅读意愿的人,训练不善于阅读的人,帮助有阅读困难的人,提供所有人阅读的便利。“目前还没有任何社会机构在阅读这一功能上可以取代图书馆”。

吴馆长热衷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他认为理论的研究推动了我国图书馆多年来飞速的发展。他发起创立了“公共图书馆研究院”和创办了《公共图书馆》学术期刊,这也符合他以“研究先行”为圭臬的一贯思路。

他同时认为我国理论的研究和事业的发展是西化的影响使然,不能忽视外来思想的作用。无论是技术的应用还是理念的更新,我们需要向国外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

杜克先生的这篇文章刊出时,正值吴馆长刚刚进入北京大学求学,那一代大学生意气风发,以天下为己任,竭力摆脱荒诞的宿命,不再如西西弗斯回身走向巨石,用一己之力去抗争已知的悲剧命运。他们见证和参与了中国图书馆的发展,他们对于中国图书馆的贡献担得起这个社会和时代给予的期冀和信任。

他因为身体原因,于2012年辞去了馆长一职,虽退离管理岗位,却也难做“无怀氏”和“葛天氏”之民,并不得闲。他还要接着完成手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履行几个职位的责任。心系图书馆是他不变的情怀。